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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jun700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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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场旷世文人长征  

2017-06-28 17:46:08|  分类: 社会政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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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一所大学,它于颠沛流离中诞生,在日军轰炸间隙上课,其中七分之一的学子选择参军抗战。

  它承担着重大的救国使命。在艰苦卓绝的8年中,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高端人才,甚至有诺奖得主。

  它代表了当时国内学术的最高水平,同时把爱国、民主、科学的种子深植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

  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大。

  直至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共存在8年零11个月。

  “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西南联大保住了国家文化命脉,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奇迹。

  如今,云南师范大学内还保留着当年联大的校舍、纪念碑等。9月份即将入学的新生,也会跟往届千万学子一样,回顾民族存亡之刻,见证前辈保国决心,感受先师留下的教诲。

  
西南联大校门旧址
西南联大校门旧址

西南联大8年:一场旷世文人长征
西南联大8年:一场旷世文人长征


  国难当头保文脉,到昆明去!

  抗日战争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西南联大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学府。

  1937年,随着北平、天津等相继失陷,不少著名大学也惨遭毁坏。仅一年之内,全国108所高校中就有94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停办。危难关头,存留中国教育精髓、延续国家文脉已是燃眉之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均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而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战火逐渐逼近。

  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滇。考虑的因素大概有:昆明离战区较远,相对安全;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交通较为便利。

  1938年2月,临大的师生分为三路: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昆;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三省进入昆明。

  “湘黔滇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这是旷古未有的文人长征,“体现了大家共赴国难的决心和行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说。


  三千毕业生,三百教授

  1938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昆会合。长沙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成立时,没有正式校舍。在省府主席龙云和云南各界支持帮助下,分别在昆明、蒙自两地租借临时校舍上课,直到1939年,才建成简陋的新校舍。

  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联大教授疏散到昆明城郊农村居住,加上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师生们生活极其艰苦。但是,大家深信抗战必胜,保持乐观精神,崇尚真理,追求真知。

  联大在昆之初,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四学院,增设师范学院后,拥有五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经常在校的教职工约有36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占了大概一半。

  8年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先后共有300余人,包括朱自清、闻一多等,是当时国内学术水平最高的学府。而学校1938至1946年间的毕业生有3343人。这座诞生于炮火之中,承担着救国使命的大学最终不负众望。

  三校北归后,一枝永留滇

  西南联大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而且是当时“倒孔(祥熙)”运动和“一二·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策源地,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民主堡垒”。这就是“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西南联大为云南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促进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在余斌教授看来,西南联大就像是一台文化播种机,把文化的种子不断播撒在这片红土地上,“他们就像是昆明天上永远的云,高山仰止,不会离开我们。”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联大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并迁返北方。

  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使三校“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为纪念这可歌可泣的光辉历程,校方决定勒石立碑,“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为回馈云南8年来的养育之恩,师范学院留昆独立建校,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年,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更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绝碑

  千余学生从军抗战八百碑上留名

  在西南联大旧址旁,有“一二·一” 烈士墓,这里安息着为民主献身的四烈士。在墓西侧,耸立着一块意义非凡的丰碑——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呈圆拱状,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组成。纪念碑碑首呈半圆形,高0.55米,宽1.23米。碑身高2.3米,宽0.76米,外加石拱券,整体通高3.5米。

  此碑受联大师生委托,纪念碑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主任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撰文、篆额、书丹均出自三位名家之手,故又被称为现代“三绝碑”。

  碑文1134字,气势如虹。而背面,则刻录了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收集到的834名从军学生的姓名。

  “其实当时联大参军抗战的学生不止800,实际应该有1100多人。与联大毕业生总数来比,甚至可以说有七分之一的学生都参过军。”长期研究联大历史的余斌教授说。

  清华复制纪念碑,面朝西南方向

  1987年11月,西南联合大学建校5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在马蹄湖西侧竖起了“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纪念碑”;1988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77周年校庆日,清华校友总会举行了“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礼;同年,北京大学决定复制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还派专人赴滇采集相同石质的碑体运至北京。

  20年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纪念碑又有所更新。

  2007年9月13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南开大学原样重现。北大、清华和南开校长共同为这座重立的历史丰碑揭幕,数位西南联大校友见证了这一时刻。

  2007年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团委北侧绿地上,由清华大学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揭幕。纪念碑面向西南(即昆明方向),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碑阴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

  穷校舍

  梁思成夫妇一改再改,“最窘的设计”

  除了西南联大纪念碑,人们也忘不了那些培养出了一批国家精英的校舍。

  校舍自诞生便不凡,它们都曾出自梁思成、林徽因之手。

  据史料记载,1938年,联大初到昆明时处处缺钱,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后来当地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了124亩地建校舍,时逢梁思成、林徽因到昆,梅贻琦校长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

  设计方案很快便做了出来,但很快便被否定,原因只有一个——没那么多经费。梁思成夫妇只好一改再改,高楼改成矮楼,矮楼又改成平房,砖墙换成了土墙,青瓦屋顶也统统变成了铁皮和茅草。

  国难当头,建筑大师只能不断妥协,“后来梁思成夫妇就把设计好的图纸交给联大自己处理了。”。

  余斌教授介绍,当时联大内只有图书馆和礼堂是瓦顶,其余建筑都是铁皮顶、土坯墙,“校舍的铁皮顶后来因为缺钱还被卖了,换成了茅草顶。可想当时条件多么艰苦。”

  铁皮屋顶叮当响,师生“停课赏雨”

  杨振宁曾经回忆,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下雨时叮当乱响。刮风时必须把书本压住,不然就会被吹走。地面是泥土压实,几年过去到处是小坑。常有空袭警报,经常断课。

  一位毕业于西南联大、退休前在昆明一所高校工作的老人则回忆说,“其实,联大的教室窗户也没有装玻璃,顶多糊张纸,玻璃那时是奢侈品。铁皮顶教室倒是不漏雨,就是怕下雨,雨点落到房顶上,回声特别大,有一次遇到下雨,老师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说起这段艰苦的教育史,人们总会不由想起梅贻琦校长当年的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这样“不成样”的校舍,为后世培养出了一批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精英。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大经济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在编纂联大校史时写道:“西南联大,不止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大师云集

  1941年7月,曾昭抡任团长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前去大凉山彝区。回到昆明后,考察团成员整理考察材料,于1942年2月印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

  1945年,云南省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邀请袁家骅到路南县担任语言方面的调查。袁家骅采用直译法进行字译和意译,并对音系、词汇、语法等进行研究,完成《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为彝族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8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撰述了“贞元六书”,建构了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金岳霖则把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和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阐述自己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邃思考。

  钱穆在昆明岩泉寺中完成代表性论著《国史大纲》,对20世纪中国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都是他们的代表性论著。

  此外,闻一多和曹禺排演的《原野》在昆明一演就是半个月,绝对算得上云南话剧史上的里程碑。

  精英辈出

  据后来统计,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讲述

  95岁老校友遗愿:看看大阅兵

  半个多世纪后,八百多壮士的名字仍在纪念碑上清晰可见,第四排从右到左第十个,叫做“卢少忱”。

  今年7月15日,95岁的西南联大校友、抗战老兵卢少忱在北京过世。老人生前的心愿,就是看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

  家人介绍,卢少忱祖籍广东梅州。日军占领了北平后,身在学校的卢少忱曾被逼学日语,“他说太压抑了,不想当亡国奴。”1940年,卢少忱来到昆明,通过考试进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历史。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卢少忱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驻印军参战。密支那战役结束后,卢少忱受命为战车营担任翻译。1945年8月15日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卢少忱马上找到了部队里的同学,一起高唱校歌相拥而泣。

  据余斌教授介绍,当年参军的联大学生大部分做了翻译官,其中基本都是男性,“但也有例外,那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女儿。”

  其实,余斌教授的岳父李国智先生的名字也刻在了西南联大纪念碑上。余斌教授说,李国智先生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两年后应征做了翻译官,1946年毕业。

  旧迹新颜

  “火腿凳”仍在,校歌唱情怀

  走进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从正大门一直往里走,第一个路口右转就能看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制校门。

  穿此门而过,继续向前便是云南师范大学东北侧,这里建筑低矮,绿树环绕,保留着不少西南联大遗迹。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散坐在长廊或石椅上默读,也有些游客模样的人穿梭在碑石间追忆历史。

  就在校门入口不远处,立着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雕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他们的目光右侧,还存有一间铁皮屋顶的简易校舍。这便是西南联大原教室,建成于1939年。

  校舍里至今仍整齐地排列着油黑乌亮的桌椅。木椅仅右侧有扶手,是一块形似云南著名特产火腿的窄木板,联大学生把这种椅子叫“火腿凳”——上课没有书桌,一人一张“火腿凳”,记笔记就倚着扶手。校舍的墙上,还悬挂着联大校徽和校歌。


  多少年来,这里迎来送走数不清的昔日联大学生,还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7月的一天下午,尽管酷热炎炎,仍然不时有人走入校舍缅怀。一名学音乐的女老师站在红窗旁看着墙上的校歌,嘴里慢慢唱出了当年的情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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